持续十年的低息贷款政策导致全球政府、公司及家庭债务水平创下历史新高，而这一趋势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国际金融研究院（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专家预计，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全球债务总额将突破257万亿美元，中美两国是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部分原因在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决策者有意利用贷款来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不幸的是，决策者们在与经济增长乏力进行艰难斗争的同时，还面临着逐渐走高的债务水平这一共同难题。他们对债务水平并非一无所知，但长远来看，如果经济增速快于债务增速，债务压力便会减小。因此，大部分解决方案的着力点在于调整款项用途，将贷款用于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以强化经济增长。

  经济下滑或突发事件，如此次新冠疫情爆发，会导致经济体陷入压力，此时由债务水平过高带来的恶性影响将更为显著。随着新冠肆虐带来的经济后果进一步在中国蔓延，中小企业面临着财务压力。毋庸置疑，这将在短期内导致一定裁员。几千万人被迫待在家中，无法加班，无法挣浮动薪酬，而这或多或少将对他们的收入造成影响。对于背负着沉重债务的人而言，这段时期尤为艰难。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反应迅速，并实施了财政和金融上的支持性政策，这些举措也为稳定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即便如此，针对家庭的举措仍有待完善。当债务负担过重，危及家庭偿付能力时，实行某种形式的债务减免是有必要的。

  债务减免由来已久，早在古代社会就已出现在经济不振时免除国内债务（尤其是农业贷款）的情况。进入现代，债务减免多针对国家。二十多年来，世界银行（World Bank）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国际社会，持续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中国也曾通过多边机制与自身的对外援助政策免除别国债务。

  由于信贷及住房泡沫，经济冲击的影响愈发广泛，债务免除这一理念与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但不知为何，通过免除个人债务来恢复经济平衡这一想法，与当代经济、政治思想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造就这一思维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道德伦理方面的考虑，也有经济方面的考量。

  自公元前2500年以来，债务免除在古代近东地区的苏美尔、巴比伦、亚述便是常规做法。新王登基、战后、新建或修葺寺庙之际，颁布债务免除法令可谓家常便饭。债务免除成为了促进稳定、防止大范围债务奴役和土地止赎的传统手段。

  五千年前，巴比伦与其他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重建经济平衡的手段包括免除个人土地债务、解放债务奴隶、将土地所有权归还给公民。农民借款购买种子和水，赊欠费用与税金，丰收时节再进行结算，这一过程构成了这些早期经济体的信贷体系。当干旱、洪水、虫害导致欠收，作物剩余不足，便无法偿还债务。在极为困难的时期，债务免除保证了公民的自由，使其得以继续耕作、在军队服役、提供必需的免费封建劳力，进而确保了社会的正常运行。

  债务免除同样存在于古埃及，也是摩西律法与耶稣布道的核心内容。据《旧约·利未记》记载，逢新王加冕之年，希伯来奴隶与囚犯将得到赦免、债务将得到免除，而上帝的恩典也更容易降临。

  因此可见，债务免除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然而，进入罗马时代，债主权益优先于债务人偿付能力的法律原则取代了债务免除的概念。前者也更为现代人所熟知。

  尽管如此，现代也有不少债务减免的例子。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推出了“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Home Affordable Modification Plan），冰岛实施了房贷减免计划，而匈牙利则实行了外币房贷清偿方案。

  近期也有不少国家实施了债务免除，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印度。债务免除已经在印度实行了一段时间，哈萨克斯坦不久前也开始实行。

  当收入受到冲击时，印度农民一般选择贷款作为解决方案，贷款的来源既有正式渠道也有非正式渠道，而贷款不仅是为了满足自身投资需求，也是为了缓解消费压力。正如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农民有时会大举借款以购买种子、设备和其他必需品，之后却深陷债务泥潭。恶劣天气导致的庄稼欠收造成了财务灾难，更有甚者，有农民因不堪债务负担自杀，酿成家庭悲剧。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恰逢印度大选前一年，印度政府随即实施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债务免除计划之一。该计划名为“农业贷款豁免与债务减免方案”（Agricultural Debt Waiver and Debt Relief Scheme），该方案无条件全部或部分免除了全国多达6000万农户的债务，总额达1600-1700万美元。政府随后向印度的银行注资，全额补偿了该计划下免除的债务，因此，银行并未因这一方案损失一分钱。

  相较于把农业危机直接变为金融危机，这种应对方式保障了贷款发放机构的稳定，使得这些机构能够继续满足社会的金融需求。五千年来，农业人口对信贷的需求一直存在，鉴于农作物的特性，这一需求可能将继续存在。

  这并非印度第一次实行债务豁免。第一次大规模免除全国农业贷款发生于1990年，随后，安得拉邦与特伦甘纳邦于2014年免除了农业贷款，从2016年开始，泰米尔纳德邦也实行了类似的政策，2017年，其他邦纷纷效仿。债务豁免至今仍是印度政坛的热门话题。      

  去年，卡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当选为哈萨克斯坦建国28年以来的第二位总统。当选约两周后，他向国际媒体披露了哈萨克斯坦经济改革计划的概况。初次公布主要政策时，托卡耶夫总统便表示要免除哈萨克斯坦1/6人口背负的不良贷款，同时宣告将大幅调整政策，国家花费重金为私有银行纾困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

  免除贷款的主要目的在于为社会弱势公民提供支持。该项措施面向下列人群：人口众多及/或育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失去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从小残疾的成年人，接受政府专门社会援助的人群，孤儿，以及在成人之前便失去双亲照料的29岁以下人口。

  政府同意帮助公民偿还部分银行债务，以及小微金融机构无担保消费贷款。政府首先免除了罚款与违约金，而这部分损失由银行与小微金融机构承担。虽然贷款发放机构受到了一定影响，他们仍能继续为社会提供支持，同时也为未来社会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

  由此看来，债务减免和免除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该举措是否有效。

  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辩论家庭债务减免、防止赎政策等市场干预手段的有效性。 清除家庭债务负担、防止赎、保消费具有明显的好处，但也存在道德风险方面的负面影响，例如刺激故意违约、削弱债权约束。      

  虽然有大量证据支撑主权债务减免政策，但令人意外的是，关于家庭债务减免成败的经验证据要少得多。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表示，具有针对性的家庭债务调整政策可带来显著积极影响。此类政策能够大幅缓解家庭经济活动去杠杆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美国与其他国家实施的激进家庭债务调整方案，能够减少家庭债务违约与止赎，并且能够减轻债务偿还负担。这样一来，这些举措帮助阻止了房价下跌、总需求下降等自我增强的循环。对于无法大范围实施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政府已经出手支持金融行业的国家而言，此类政策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除去经济方面的积极影响，印度、哈萨克斯坦等国政府出资实施的债务免除政策，在促进社会和谐、维护政治稳定方面明显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好处。

  中国目前的情况并非没有先例，随着债务水平的上升，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中国势必会受到影响。有确切证据表明，债务减免能遏制止赎、支持消费，是一项关键的经济政策。或许可以以此为契机，研究印度与哈萨克斯坦的债务免除措施与中国的相关性。这项举措被人类社会沿用五千年之久，自有其存在的道理。